愚蠢的本质在于不肯思想

作者｜羽戈

来源 ｜公众号：羽戈1982

原标题｜愚蠢依然是今日中国最大的敌人

胡适一生，好讲容忍。早在1925年12月间，他致信陈独秀，谈国共两党煽动北京群众烧毁《晨报》馆一事，已经清晰意识到容忍与自由的亲密关系：“争自由的唯一理由，换句话说，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。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，就不配争自由，就不配谈自由。”等到1938年4月24日，他到费城拜谒昔日的老师、康奈尔大学历史学教授乔治·布尔（George Lincoln Burr），从布尔那里听来了“容忍比自由更重要”这句话（据《容忍与自由》，布尔原话是：“我年纪越大，越感觉到容忍（tolerance）比自由更重要。”我更认同《当前中国文化问题》所提供的译本：“我年纪愈大，我才感到容忍与自由一样重要，也许比自由更重要。”），唤醒了他心底沉睡的种子，从此念念不忘，并在晚年将其发扬光大。如今要说哪句话最能代表胡适的思想，此言必是选项之一。

遗憾的是，“容忍比自由更重要”之说自传播开来，常遭误用、滥用。譬如有些时候，容忍与自由并不能构成二元关系，周策纵建议加入抗议的元素；再如，容忍有其底线，而非什么都要容忍。拿胡适来说，他那么喜欢讲容忍，青年讲，晚年讲，对执政者讲，对知识人讲，却也说过：“任何事我都能容忍，只有愚蠢，我不能容忍。”

愚蠢——胡适笔下，更常用的词语叫“愚昧”——的内涵之广，也许胜过其反义，即不愚蠢。究其本质，却不外乎四个字：不肯思想。少年胡适曾撰小说《真如岛》，借郑先生之口道：“程正翁，你想罢，别说没有鬼神，即使有鬼神，那关帝吕祖何等尊严，岂肯听那一二张符诀的号召？这种道理总算浅极了，稍微想一想，便可懂得。只可怜我们中国人总不肯想，只晓得随波逐流，随声附和。国民愚到这步田地，照我的眼光看来，这都是不肯思想之故。所以宋朝大儒程伊川说：‘学原于思’，这区区四个字简直是千古至言。”所谓不肯思想，可一分为二，一是不会思想，二是不愿思想，如果说前者还有些迫不得已的成分，后者则属我们常言的“甘于愚蠢”。

于公于私，胡适都对愚蠢深恶痛绝。1930年4月10日，他撰文《我们走那条路》，提出“我们要打倒五个大仇敌”：一是贫穷，二是疾病，三是愚昧，四是贪污，五是扰乱。两年半后，他在天津大学发表演讲《中国问题的一个诊察》，把这五大仇敌称作“五鬼症”，其措辞略有调整：贫穷、弱、愚昧、贪污、纷乱。说到愚昧，他加强口气：“这第三种病症，实是中国的致命伤。”说白了，愚昧才是五鬼之首，堪称摧残中国的头号病毒。

写到这里，不由想起鲁迅。1956年，胡适对周策纵说“鲁迅是我们的人”，不过其前提——“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”——大可商榷：无论在当时，还是在今天，参照自由主义的构成要件，鲁迅都远远谈不上一个自由主义者，他对自由的追寻与对自由的破坏一样剧烈。在我看来，倘论对愚昧的态度，胡适与鲁迅，正殊途而同归，鲁迅同样把愚昧视作天敌，穷尽毕生之力与“群众的愚昧”生死相搏。就像史杰鹏感慨的那样：“……我愈发感觉胡适和鲁迅真是同道，他们都认为，中国真正的惟一的敌人，不是帝国主义，不是封建主义，不是军阀，而是愚昧！愚昧！！愚昧！！！”

胡适从不认为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等是中国的仇敌，如《我们走那条路》所言：“这五大仇敌之中，资本主义不在内，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。资产阶级也不在内，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，那有资产阶级？封建势力也不在内，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。帝国主义也不在内，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。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和日本？为什么偏爱光顾我们的国家？岂不是因为我们受了这五大恶魔的毁坏，遂没有抵抗的能力了吗？”当时梁漱溟读到此文，不以为然，认为“贫穷则直接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”“扰乱则间接由于帝国主义之操纵军阀”。胡适复信反驳道：“……鸦片固是从外国进来，然吸鸦片者究竟是什么人？何以世界的有长进民族都不蒙此害，而此害独钟于我神州民族？而今日满田满地的罂粟，难道都是外国的帝国主义者强迫我们种下的吗？”言下之意，帝国主义只是外因，内因则在“五鬼”。

有时，胡适甚至怀疑帝国主义这样的概念能否成立。据唐宝林《陈独秀全传》，汪原放曾回忆，1925年，胡适到上海治病，住在亚东图书馆老板、同为安徽绩溪人的汪孟邹（汪原放是汪孟邹的侄子）家里，政治恐怖的禁锢之下，陈独秀只能在夜间悄悄前来探望老朋友，可是每次见面，都以激烈争吵而告终：“一个讲社会主义好，另一个讲资本主义好；一个讲马克思主义，另一个讲实用主义，各不相让。”有一天二人又争起来，陈独秀说：“适之，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？”胡适一下子站起来，用手杖笃笃敲击地板：“仲甫，哪有帝国主义！哪有帝国主义！”然后强忍怒气说：“仲甫，我有事，你坐罢！”自己下楼去了。陈独秀气呼呼坐了好一会，也走了。不过数日之后，他会再来，重新挑起一场争论。

胡适对主义话语的反感与批判，其用意，首先在于方法论。他一直主张“提倡一点清楚的思想”，反对使用那些未经分析的抽象名词，“名词只是思想上的一种工具，用名词稍不小心，就会让名词代理了思想”（1933年12月13日致孙长元）。几乎所有主义，都是典型的抽象名词，“主张成了主义，便由具体的计划，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。‘主义’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。”（《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“主义”》）可是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迷信主义、迷信抽象名词呢？这就要回到我们谈论的起点：不肯思想。主义话语横行的背后，一面是愚人扎堆，一面是懒人成群，正构成了愚昧的两个面相。

前些天在成都讲胡适，讲到最后，落在了“不受人惑”四字之上（1930年11月27日，胡适为自编文选作序，宣称“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，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，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”）。所谓不受人惑，不仅指思想，还指思维，或者说怎么思想。从这一点上讲，胡适一生，就是思想的一生，就是与愚蠢斗争的一生，他之所以不能容忍愚蠢，因为一旦容忍，相当于放弃思想。这不仅为我们阅读胡适指明了路径：不仅要看他说什么，还要看他怎么说，不仅要看他的思想，还要看他怎么思想；还可以用来回答“为什么要读胡适”：因为愚蠢依然是今日中国的最大敌人。

荐书｜点击了解详情☞《胡适经典作品集》(全7册)